为振兴波特兰,官员寻求禁止公共吸毒
波特兰将硬性毒品持有去罪化的实验,伴随着街头可见吸毒、无家可归和公共安全担忧的激增,促使官员考虑重新禁止公共吸毒。评论者争论,这一失败究竟源于治疗能力、住房和心理健康基础设施的缺失,还是源于缺乏执法与后果,并将其与欧洲减害模式以及亚洲的严厉禁毒体制相比较。其背后更大的张力在于:究竟应优先保障成瘾者的公民自由,还是维护居民与商家的安全、宜居城市空间。
2020年前 vs 去罪化后
- 一些当地人说,在 2020 年之前,无家可归者中可见的硬性毒品使用就已经很常见;法律主要打击的是“正常”的、有住房者的使用者。
- 在第 110 号提案之后,公共吸毒在市中心变得更加显眼;许多人形容波特兰(以及西雅图/旧金山)明显更糟,抑制了商业和旅游业。
- 也有人认为,核心驱动因素是芬太尼和更广泛的全国性危机,而不只是俄勒冈州的政策。
第 110 号提案的执行失败
- 多条评论强调:选民去罪化毒品时,本以为会有治疗配套,但州政府在建设能力方面行动非常缓慢。
- 据称,卫生主管部门多年一直搁置巨额资金;首个戒毒扩容项目直到 2023 年才开放,而且只有 16 张床位。
- 批评者说,这表明“没有治疗与执法支架”的去罪化是不可行的。
- 支持者反驳说,失败源于官僚失能和执行不足,而不是这个想法本身。
公共秩序 vs 权利与伦理
- 下面两种立场之间存在强烈张力:
- “成瘾是健康问题;刑事化和禁毒战争已经失败,且带有种族主义色彩并不道德。”
- “公共空间必须安全且可用;宽容把成本转嫁给了居民、工人和小企业。”
- 许多人区分私人使用与公共醉毒、盗窃和滋扰;有些人希望严格禁止公共使用,同时保持持有去罪化。
- 也有人认为,把吸毒称为“无受害者”却要求社会承担巨大的治疗和社会成本,是自相矛盾的。
强制治疗、监禁与公民自由
- 人们广泛支持更多、更有资金保障的治疗、心理健康护理和“先住房”,但对成本、人员和政治意愿持悲观态度。
- 反复出现的提议是:对反复在公共场合使用硬性毒品或实施相关犯罪的人,进行强制或与法院联动的康复治疗(有时是在专门设施中,而不是普通监狱)。
- 也有人警告说,非自愿治疗和精神病拘禁有不光彩的历史先例,而美国法律/警务体系缺乏赋予这种权力的正当性。
无家可归、住房与“输入型”问题
- 因果关系上存在巨大争论:
- 一派认为:如今的无家可归主要是由成瘾驱动;住房成本并不是把人赶上街头的原因。
- 另一派引用研究称,高租金与无家可归高度相关,并指出许多无家可归者是本地人,只是在转向毒品之前就已被房价挤出。
- 有人声称西海岸城市因气候更温和和服务更多而成为全国“磁石”;但一些辖区的数据表明,大多数无家可归者仍是本地人。
与其他模式的比较(葡萄牙、亚洲、欧洲)
- 葡萄牙的去罪化经常被引用为成功案例,但人们指出:
- 它把去罪化与必须出席委员会的要求以及强大的治疗基础设施结合在一起。
- 波特兰只引进了去罪化,却没有完整配套(“有胡萝卜,没有大棒”)。
- 东亚和中东国家(新加坡、中国等)被用作严厉处罚和强烈社会污名能维持低毒品使用率的例子;也有人回应说,这种模式不自由且不可移植。
- 几位欧洲人说,他们的大城市也有毒品和无家可归问题,但公开场合的硬性毒品使用要少得多;他们将此归因于更强的社会安全网、更密集的住房和/或更一致的执法。
合法化 vs 重新禁止
- 有人认为全面合法化和州监管供应(类似酒精或受监督注射中心)会:
- 降低因掺假街头毒品导致的过量死亡。
- 削弱贩毒集团和黑市。
- 反对者担心,更便宜、更安全的供应加上正常化,会显著增加成瘾,并使“功能性使用”成为例外。
- 许多最初支持去罪化的参与者现在说,基于波特兰/西雅图的经历,他们“改变了主意”,并愿意接受至少将公共硬性毒品使用重新定罪。